赵喜昌和他的团队的使命就是把溺亡者和他们的尊严带回岸边。九年里，义务救捞队从水中捞出了433人，其中救活63人。然而，各种道德模范奖项纷至沓来的同时，资金、工作持续性等问题也伴随而生。这支平均年龄50岁的队伍，下一个九年在何处？

文丨陈晓蓓 聂远格 郭佳灵

编辑丨孔令旖

排版丨黄盈佳

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首先失去的是说话的能力。

2017年7月28日，晚上7点的惠州，天色暗了下来。一个挺着大肚腩的男人，焦急地望着黄沙水库。看似平静的水面可以在一瞬之间吞噬一个生命，水面上下便是阴阳两隔。不一会，一个青年人被推上了岸边，面朝下。大肚腩男人立马扑上去。摸着亲人已经僵硬的肢体，他似乎想表达些什么。然而，从他口里出来的只有“啊”的一声。突然间，这个大肚腩男人跳进水库里。还在水里的赵喜昌，对队员大喊一声：“把他扶上来。”

▲救捞队工作在7月28日的黄沙水库（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些场景对赵喜昌来说并不陌生。作为惠州市义务救捞队的创始人和队长；他和他的团队靠着游泳圈、绳子、钩子和各式自制的工具，将433个人带回岸上；除了救活的63人，剩下的就是370个阴阳相隔的悲剧。

▲在接受完采访的当天下午，救捞队接就到了溺水报案，队员们奋战到天黑，捞上的已是一具尸体（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赵喜昌的救捞队在惠州几乎无人不知，拿下各种道德模范奖项的赵喜昌也是惠州名人——两年前的他刚刚和习近平握了手——即便曾有人因这是“捞尸体的手”而有所避讳。惠州中小学生都明白——那个无论春夏秋冬都穿着拖鞋的老头是救捞队队长。“同学们猜，我为什么穿拖鞋？”这是赵喜昌每到一个学校宣传防溺水知识的经典开场白。久而久之，学生也明白，这是他随时准备跳下水救人，长年形成的习惯。

九年前成立的惠州义务救捞队目前共有6人。这支救捞队里年纪最大的是62岁的赵喜昌，最小的是37岁的马迎涛，平均年龄50岁。

媒体的报道让这支队伍收获了名声和众望。但是，现实的问题依旧如大山般压在它身上。

谁不怕？

2005年，赵喜昌在惠州工作的女儿跟黑龙江老家的父亲说，惠州的天气暖和，适合颐养天年。赵喜昌年轻时在雷锋团当工程兵，退役时带了一身伤。“我当时是五级伤残军人，坐公交车那是免费的！”斜靠在沙发上的赵喜昌指着自己脚上的疤说道。他的双脚脚背一高一矮，右脚拱起，看上去有点畸形。而由于腰椎压缩性骨折，他难以坐直。

让苏东坡长叹“不辞长做岭南人”的惠州确实是一个养老的好地方。赵喜昌来惠颐养天年的悠闲日子却在2008年停顿。

2008年夏天，赵喜昌在东江沙里游泳。突然，他的女婿发现有两个小孩在水中扑腾。在部队中锻炼过水性的赵喜昌连忙朝孩子游去。可是，此刻平静的江水就像一双魔力的手，将孩子困住，一步一步拉入河床。赵喜昌朝在江面扑腾，寻找孩子的踪影。然而，和江水的争夺终是不自量力。最后，赵喜昌的女婿和一个渔民救上一个小孩，另一个则溺亡沉底，过了两三天才飘上来。“那时候咱也不懂怎么捞，要搁现在那小孩死不了。”赵喜昌叹息道。

在河流广布的城市，每年暑假都有52至76个学生溺亡。这件事之后，赵喜昌萌生了义务救捞的想法。

他跑去公安局，希望公安局能够给他连线，让他能够跟随到出事的水域展开救捞活动。“那时候，公安局哪里认识你。”赵喜昌说道，“他们让我去找一个组织，找组织挂靠。”赵喜昌找到了心连心公益协会。其联络组织惠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听到赵喜昌想法，吓坏了，“这出了事，谁负责啊？”领导让赵喜昌回去等通知。过了几天志愿服务联合会告诉他，可以挂靠在心连心公益协会；但是赵喜昌得签下保证书——他必须自己负责自己的生命安全。

这份保证书，后来被误传为赵喜昌和公安局的生死状。2008年，救捞队“名正言顺”地成立了。队里一共两人——赵喜昌和李林。李林是试图救起那个溺亡孩子的另一个游泳者，2015年因病去世。去世后，还捐献了遗体。

保证书写完，报备上公安局。这个两人的队伍接入了公安的110报警系统。一旦有人报警有人溺亡，信息将会发给相应辖区的派出所、消防队和赵喜昌的队伍。

赵喜昌打捞第一具尸体的时候，他也害怕，“我就想，这个小孩就是我的一样，我得找出来。要不这么想，下水一步也不敢走。”而坐在一旁的副队长闫伟，摇了摇头，“谁不怕？”救捞队成立9年，陆陆续续不少人报名加入，然而最终留下的只有这6个队员。

害怕的不仅是队员，还有他们的家人。

闫伟2012年加入救捞队。其妻子一直阻拦，甚至打电话给赵喜昌，请他阻止丈夫执行任务。某次凌晨，闫伟执行完任务才偷偷回家，但还是被妻子撞见。妻子问他去哪里了，闫伟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妻子打电话问赵喜昌，闫伟晚上是不是又去捞人了。赵喜昌连忙否认。

“赵大哥，你别骗我了。看他回来那个死样，我就知道了。”

这件事成为闫伟和妻子之间的隔阂。不久，闫伟和妻子离婚。

▲左：救捞队长赵喜昌；右：救捞队副队长闫伟（记者供图）

“好人难做”

赵喜昌在成立义务救捞队的时候，就定下一个规则——救人也罢，打捞尸体也罢，一分钱都不能收。打的去现场，他有时甚至需要倒贴车费。然而，即便如此，赵喜昌在2008年至2012年间受了不少委屈。

刚开始很多溺水者家属不认识，以为他是公安局的人，抱怨他来太晚，揪着领子骂“死的不是你家人”。他的出现也断了某些商业捞尸队的财路。通常，打捞一具尸体，家属需要支付上万元的费用。“这些人嘴上跟我说没关系。但是心里还恨。”思索片刻后，他又补充道，“打捞尸体还是可以收费的，但是不能这么贵。”

有的时候，出事的水库远离市区，打不到车，赵喜昌只能让现场有关部门的同志帮忙把自己捎回去。“一次，我问那个干部能不能送我回去。那个干部说行吧，然后让我在树下等他。”赵喜昌回忆道。

盛夏的惠州，太阳异常毒辣。刚捞完尸体的赵喜昌在外等了很久，这位同志怎么还不出来？等啊等，直到干部叼着一根牙签，边剔牙边走出来赵喜昌才恍然大悟，在他焦躁地等待时，干部在屋里吃了饭。

“前几年，他们不会给队员准备水和饭。”心连心公益协会的秘书严怡雯语气有些不快，“他们只能够吃剩饭。”

赵喜昌也回忆，有时候太口渴，看湖水还算清澈，便喝几口。即便他知道，水下面的某处有一具尸体。

“我们只能说是某些基层警员的素质不高，总有一次两次这种情况。”这几年接受过无数媒体的采访，赵喜昌明白说话的分寸。而在一旁的闫伟坐不住了，“哪里是一次两次，几乎是每次。你看你上次被气的。”听到这句话，赵喜昌的笑容消失。

▲水库救捞溺亡工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而比起直来直去的闫伟，唯一一个女队员李春丽的生计问题更让赵喜昌揪心。

李春丽2015年加入救捞队，主要负责安抚家属。英雄队伍的光辉并没有给她带来便利。相反，为了求职谋生，她需要小心翼翼地掩藏自己作为救捞队成员的身份——做生意最怕的是晦气。和尸体打交道，在许多老板看来很不吉利，即使救捞队将尸体带回岸上，清洗干净交给他们的亲属，理应被称为高尚。然而，在中国世俗社会中，现代的观念并不全都受用。

李春丽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一次市里组织向先进人物学习，让她上台演讲。她以家里有事向老板告了假。但是，不曾想，老板也出席了会议。自然，他也听到了马春丽的演讲。老板在现场没有说话；但是回去后，老板责怪经理招收救捞队的“晦气”员工。

工作终是丢了。直至现在，马春丽依旧没有稳定工作，靠着四处奔波、打零工维持生计。她也不再敢骑着企业捐赠的那部电动自行车了。因为上面印着三个清晰、明显的大字“救捞队”。

副队长闫伟的经济情况同样不好。为了白天能够执行任务，他找了一个夜班工作，打磨大理石。有工作的他，也只能租住在江北一栋马上被拆迁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每月的月租200元，整栋楼只有闫伟一个人住。进入房子里，环顾四周，只有一个掉了扇页的风扇。“闫老爷家的东西不怕小偷来偷，连个电视都没有。”赵喜昌打趣道。两个老人笑了。

英雄迟暮。下水打捞尸体的危险性远高于一般的工作，闫伟在11月11日搬运一醉酒溺亡男子时，不慎跌倒磕破了前额，到医院缝了五针。但是常人能退休，他们是享受不到。“进了这个门，还有退路吗？”闫伟指着赵喜昌说道，“他现在还有可能退出吗？”

成名或许也是一种负担。

▲救援车的装备基本能满足目前的打捞需求（记者供图）

救捞队一共执行了600多次任务。几乎下水的工作都自动划给了救捞队——从原本属于公安责任的碎尸、凶器打捞到市民手机打捞，他们一接到请求，都立马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勘验或者检查”。

研究社会组织专业化的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雷杰认为，救捞是政府责任，如果政府自己不办，也可以通过扶持让社会组织开展救捞。

但是尸体打捞恰处于其中的灰色地带——溺水者被发现时往往已身亡，情形不能算危难；且溺水者大部分是游泳、醉酒、自杀身亡，与犯罪无关，捞尸只是按照世俗，让逝者入土前的必要步骤。

其他没有公益救捞队的地方，落水的亡者被不同的组织带上岸。在广州，海中的尸体打捞由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负责。广州打捞局是国家事业单位，装备有国家投资，经费自收自支。而河湖水库中的，只能依靠商业打捞队了。

“我们原本应该是辅助的，现在却成了职业的了。”闫伟摇了摇头说道。

“你们是志愿者，为什么还要收钱？”

“既然组织已将自己定位为非营利性质，那么确实不适合采取商业性收费。和大多数公益组织一样，他们也可以从公共部门、基金会、或者公众这几个渠道去募款。”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许怡更多从公益组织本身去理解救捞队的行为，“当然，等他们做的比较有口碑和影响力了，应该也可以透过争取实现政府购买服务。”

救捞队和政府的关系“还算不错”。2017年惠州政府投资400万为救捞队打造了一部舞台剧《一缕阳光》，展现了救捞队前后7名队员的生平，演员都是国家一级演员。鉴于赵喜昌的威望，政府常常让他充当政府和不满政府工作的溺亡者家属之间的调解人。对于救捞队的成员，政府出资让他们前往湛江接受潜水员培训。

然而，这些并不能解决心连心公益协会面临的财务窘境。救捞队的日常运作需要大约每年50至60万的经费，整个协会每年的开支约有90万，其中包括三位全职秘书的工资。由于频繁出去执行任务，心连心还给予每位救捞队队员每月一到两千元的生活补贴。

这些经费来源于企业的捐赠。赵喜昌笑称，自己就像在化缘，用善行去感动企业家。有保险公司免费为队员们上了意外保险。“就仗着保险公司给我免费保，不保这不得自己拿钱哪？”闫伟说道，他头上缝了五针的伤口还隐隐泛红。另有一家企业给他们捐赠了一部面包车，通体漆黄，车头印着大大的雷锋像。正是这部车让他们不再依赖电动自行车或打车赶赴现场。

企业的捐赠是极其不稳定的，他们必须找到更可靠的收入来源。为了获得经费，心连心不断参加省市政府社会服务创新项目的申请和评比。如果被评上，心连心能获得三五千的支持。前提是，他们需要打败惠州市其余四千多个公益组织。

为了创收，他们在中小学开展的义务宣讲自2015年开始收费。每次演讲的收费是两千元。团中央和教育部联合下达红头文件向各学校推荐心连心的防溺水宣传教育。“宣传是很有作用的。2012年前每个暑假惠州最少52个，最多有76个学生溺亡，我们宣传工作开展后，2015年只有12个，2016年是10个，2017年是9个。”闫伟说道。可是听过讲座的学校并不会再次邀请，宣讲的收入也并不稳定。

年关将近，心连心的资金又难以支撑了。“还记得上次我们半年没有发工资吗？”严秘书对赵喜昌说道，语气带着一丝调侃，倒有一番苦中作乐的味道。

心连心将稳定收入的期盼放在了政府购买上。惠州市人大代表林建静已将提案上交至人大，林建静表示，提案由文件转成了建议，具体能落实多少都还未知。

“可能是不好听吧。”赵喜昌猜测道，“惠州在评文明城市，养了一支捞尸体的队不好听。公安面子上也挂不住。”停了片刻，赵喜昌带着一丝自豪的表情说道，“水浅还行，公安能捞上来；但是水深的地方他们就干瞪眼，最后还得指望我老赵头。”

▲赵喜昌展示自己制作的救捞工具（记者供图）

多年频繁的执行任务，赵喜昌和他的团队积累了大量公安和消防没有的经验。水底哪里深，哪里浅，他们比谁都清楚。那辆黄色的救捞队面包车上，装满了潜水衣、氧气瓶、绳子网兜等工具。赵喜昌拿出了自己发明——捞尸专用的钩子。残旧的红茶罐被剪开了一个口子，里面放着一串链接起来的钩子，每个钩子下面挂着一块打磨精细的小石头。赵喜昌解释道，小石头可以沉底，把钩子拉到河床上方几厘米，刚好是尸体一般所在的位置，又不会勾住河床的淤泥和石块。“钩到不同物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赵喜昌说道。

阳光下，钩子泛着光，那些它们曾经嵌入过的躯体和衣物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有隐隐的咸腥味从车内飘出。可是无论尸体是完好或残缺，新鲜或腐败，对于救捞队来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溺亡的人带着最后的尊严回到岸上——他们本应栖息的地方。

▲家属送来的锦旗被挂在工作室里（记者供图）

电视剧《河神》讲述的是民国天津捞尸队的故事。这部剧在结束也没有告诉观众，那些队员最终的归宿在哪里。生活和电视剧终是不同的，赵喜昌不得不考虑，满墙的锦旗在他老得动不了的时候，该出现在哪里。博物馆吗？

本文原载于：布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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