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络上传播着一篇关于上海踩踏事件中的“公民素质低下”的评论，并且还将之与美国“911”事件中的人群疏散作对比。有学者评价这是因为“规则意识的不足与公民素质的相对不足”。这个评论引发了笔者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思考中国社会道德的成本。

关于中国人公民素质低下的新闻层出不穷，各种评论多如牛毛。2006年末发生于江苏南京市的“彭宇案”，因彭宇街头扶起摔倒老人反被讹诈，引发中国人“应不应该帮助陌生人”的大讨论。2011年10月13日发生在佛山的“小悦悦案”，2岁女童小悦悦在当地五金城内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后一名拾荒阿姨上前施以援手，最终不治，引发“中国人道德缺失”的大讨论。2013年11月四川达州三位小孩扶摔倒老人反被勒索的事件，引发“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的大讨论。

有一种观点是“经济学家是不谈道德的”，我想为这种观点加一个批注，即，经济学如果“讲道德”，不是从伦理角度，而是从社会公共资源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讨论的。

社会公共资源，也就是常说的“公共福利”，天生带有两个相生相克的本质：“普惠性”和“搭便车”。这个资源的普惠性越高，“搭便车”的可能性就越高；而搭便车的可能性越高，在公共资源供应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其普惠性就会降低。因此，公共资源的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就是考察这个制度是否提升了普惠性同时抑制其“搭便车”的外部性。“外部性”一般指的是，在一个社会公共资源供应总量一定而需求不断上升，或是公共资源配置失效的公共空间里，公众为了更好更快更多地“搭上便车”，就只有不断地打破规则，争先恐后，头破血流也再所不惜，因为抢了一个就少了一个！例如为了争夺一个飞机上的行李位，或是为了抢占一个高峰时期的公共交通上的座位，还例如此次在新年之际的上海灯光节上为了抢占一个好的观景位。

这种外部性，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是一种非企及的社会后果，是道德的“选择地丧失”。中国人从来不缺少道德教育和礼仪教化，从孔子的“温良恭俭让”到“五讲四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如果在公共空间“温良恭俭让”的话，只能让别人多占一个行李位、让别人更快地抢到一个车位和观景位——可见，履行道德的机会成本是如此地高，而且还不断地在增加，因为位置数量是有限的；而同时，为抢而伤害别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家不都在抢嘛——可见，违背道德的成本又是如此地低！

更重要的是，这种外部性最大的伤害还不仅仅是个体的福利损失。依靠“抢”而不是依靠制度进行公平分配的公共资源，其配置的制度成本实际上转嫁给公众自身的选择成本；同时又由于公众的个体利益取向和理性偏好有可能是分裂的、冲突的、很难达到共识的，因此，这种成本转嫁的最大化即有可能将单一事件的利益矛盾转化为公共社会的利益矛盾。另一方面，在一个规则和法制的制度环境均不完善的社会中，违背道德的成本与履行道德的成本严重地不匹配——可以想象的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机会主义者、投机行为才是理性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而言，在上海灯光节上，大家峰拥而上的行为实际是一种在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既缺少社会资源又缺少有效分配机制的前提下，属于个体理性的“搭便车”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的外部性却造成了一桩莫大的惨案和悲剧！

如果有一个规则，可以减少履行道德的成本，那么这个规则应该是可以鼓励大家都会去做好事的。例如广州规定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广州市确定从市福利彩票公益金出资，从2015年起，为本市户籍60周岁及以上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镇、农村老年人、享受低收入困难家庭待遇的城镇、农村老年人、农村户籍老年五保户、老年优抚对象、计划生育特扶老人共计3.7万人购买一份20元的意外伤害综合险，不限地域。2014年10月23日此消息公布的时候，当地的媒体即报道《别再怕扶老人！广州将推老人意外险》，这个新闻标题恰当地反映出公众的心声：今后在公共场合扶老人的道德成本将大大降低了！而坏人变老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有“公共社保”这个制度让“老有所依，伤有所靠”了。

再如果有一个规则，可以提高违背道德成本，那么这个规则是可以督促大家都守信用的。例如今年1月5日，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腾讯征信有限公司等八家机构（后附名单）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准备时间为六个月。这意味着，如果信用卡不及时还最低限额、淘宝上不及时付款或发货、微信上卖假货、用了打车软件叫车却爽约……小失信积累成大缺失，今后就别想申请房贷、车贷、企业贷款了……

单从上海踩踏这个事件而言，“灯光节”毫无疑问属于公共福利，那么如何进行这个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呢？试想一下，如果在各个行政区域均有每年一度的灯光节，这样大家也许不会集中在某一个狭窄的区域；如果城市管理有广场集会的常规管理制度，例如事先的信息周期性的公开传播，例如现场的人流控制和交通控制，例如出口和进口的控制……也许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踩踏事件。

科斯认为，分析真实世界的市场、企业和政府，“成本”是一种主要的现实约束条件。如果抛开社会公共资源提供与分配的成本前提谈公民素质谈道德修养，实际上假设履行道德和违背道德的成本为“零”。这种绝对的推理也有可能从客观上为这个社会资源严重失效的公共制度推卸责任，为政府的失责寻找借口。上海踩踏事件带给我们的启示，核心的不仅仅如何思考提高公民素质的问题，而是如何为“灯光节”这个公共资源设计有效的资源分配的城市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