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传统媒体日渐式微。深度新闻，这颗曾经镶嵌在“无冕之王”王冠上最为璀璨的明珠，似乎也成了明日黄花。不过，去年年底几则关于媒体招聘深度新闻记者的广告又将新闻热点聚集了这颗灰暗的“明珠”上了：去年12月11日，羊城晚报万元底薪聘深度记者。去年9月17日网易科技招聘调查记者（网易还曾在2008年6月招聘深度报道栏目聘编辑——笔者注）。去年8月4日腾讯网科技频道现招聘全职深度报道人员……

深度新闻报道在当今网络时间曾遭遇始料不及的尴尬——在信息传播如此多元的社会语境中，深度新闻如何寻找自己的定位或坐标？笔者认为，互联网时代应该更需要深度新闻；但与过去形成鲜明差异的是，互联网时代需要的是具备理性精神和科学生产方式的深度新闻。

 “神化”或“污名化”的深度新闻

当前受众（包括新闻人）对深度新闻有既有“神化”亦有“污名化”的两种极端倾向。

有的人认为，深度新闻天生带有正义的色彩，和正义、专业、真相、权威画等号。深度新闻一定是好新闻，深度新闻代表深度思考，是形成媒体权威的重要力量。但是，另外有人认为，在中国当代情境中，深度新闻不是真正的新闻，它很容易受到政治和商业双重影响；专业性严重不够，是“草根记者”的个人表演；文本陷入故事化，水分多，干货少。去年7月马航事件发生后，有媒体人在评价中国媒体对于国际事件欠缺深度报道能力的同时称“中国真正的调查记者不超过50人，大家都在抄来抄去。” 

中国的深度新闻的兴起与发展有着鲜明的社会烙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批呈现社会问题题材的深度调查新闻报道不断涌现在各个媒体版面中，这些新闻故事为读者呈现了过往中国新闻报道中极其鲜见的、关于社会各个层面的负面信息。那个时期，也正是中国开启市场化经济转型的时期，这些调查报道，正如微服私访的清官，为中国改革者们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监督窗口；并以具体的社会问题事件为索引，对那些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地方政府治理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干预。时代使然，中国深度新闻被赋予了某种超出新闻报道常规的、而又符合普通公众预期的政治能量；这种超人的能量反过来又更快地为媒体塑造了直观的公信力。这种互动促使了深度新闻的“神性”的标签化。

“神性”标签化让某些新闻工作者高估深度新闻的政治作用。也就是说，深度新闻揭露社会的负面以警戒众生，但是，这种作用实际上是新闻报道的“中国式的非企及的社会后果”，是由中国当代的现实条件而催生的；尽管从结果来看，某些优秀的深度新闻甚至起到了补充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功能，但是，深度新闻仍然不可能成为社会治理的常规手段甚至替代制度的存在。这样的神性色彩，使得深度新闻过多地重视意识形态的呈现而忽略了深度新闻作为新闻本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污名化的倾向，与“神性”同质，均是对深度新闻进行“标签化”，不过走向“神性”的反面。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新兴媒介出现。它们提供海量、互动、即时的信息，令传统媒介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媒介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垄断正在瓦解，在公共舆论领域的话语霸权正在弱化，传媒之间的竞争亦变得复杂而激烈。但是，话语霸权的衰落，表面上看来是互联网这个新入竞争者的强势，实际上却是中国新闻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衰落，而并非新闻报道的衰落，更不是深度新闻的衰落。

其实，互联网时代更需要深度新闻。笔者拟从互联网的信息特征与深度新闻的本原两个方面来谈谈这个话题。

“信息第二权力”的载体

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碎片化与随意性。这种碎片化似乎昭示了信息社会的必然规律，英国社会学家斯格特•拉什认为“信息社会涉及一种扭曲的辩证，即从秩序走身失序再走向新秩序。 ”信息的扩散与流动呈现准无政府状态，并且这种状态有可能产生“两种权力”，“第一种权力”是由于信息或文字本身所承载之内容而获得的权力，微博、微信等网络载体即体现这种权力；“第二种权力”是在在知识财产范围内——也可以理解在信息处理的“专业技术范围”内——“知识财产范围内对信息秩序的再造、分析与管理”，是一种“信息年代内全世界性的资本积累”。

笔者认为，专业新闻生产在网络信息社会则可以实现“第二种权力”，即对网络信息进行再造、分析与管理。从信息的总量来看，互联网社会的多元性的确为信息的传播创造了天然的自由环境；但从公众信息需求来看，若无专业工作者对海量的碎片化和随意性的信息进行整理、分析与管理，互联网的信息功能效用将大为减少，这也是为什么大数据技术、移动终端平台等互联创新技术越来越受到公众接受的原因。

深度新闻，则是实现这种信息“第二权力”的最佳载体。

《新闻学大词典》深度报道(In-depth report)，：“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的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宣传舆论学大词典》：“通过系统的科学材料和客观的解释、分析、全面深入地展开新闻内涵的报道形式。”

百度百科这样总结：1. 深度报道不是一种新闻文体，而是一种报道追求深刻性的理念，思想方法和立体的思维方式和旨趣。2. 一篇深度报道包含的主要内容：事件，新闻背景，新闻前景，新闻过程，新闻分析，主观感性，新闻预测，图片说明，对策建议等。3. 深度报道从调查走向研究，从知性走向理性，记者通过调查研究社会问题，从调查型记者走向研究型记者。

这样的深度新闻，从理论上讲，是对所有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和再造之后产生的信息集合；从信息生产方式而言，是一种以接近于社会科学研究方式的新闻生产，它所呈现的价值理性，实际是对其新闻事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终极追求。这样的深度新闻，在我们这个碎片化、随意性、自由的信息时代中，难道不是受众最需要的“知识性服务”吗？传播这样的深度新闻，是信息时代知识资本的积累。

互联网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术特征，即专业性的无限提升，包括负面事件的专业程度。专业程度的趋深，如果这样的负面事件还裹挟着众多复杂的利益关联方，公众如何辨识这些信息的虚假呢？也许互联网本身具备自我净化的功能，但是深度调查的成本和风险将会越来越高，自媒体、热心网友们如何承担这些调查成本和风险而使深度调查持续？

如果说信息的本质特征促使了信息权力的社会分工，那么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则加速了信息权力的专业化分工。因此，必须有专业的人士运用专业的科学方法论来做深度调查报道了。

现在正是回归深度新闻本原的时机了！如何回归？需要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生产方式。

互联网需要什么样的深度新闻？

互联网首先需要理性的新闻。能表现新闻理性的方面有多种形式，但之于中国深度新闻来讲，“理性”表现为摒弃附着在新闻生产之上的鲜明的意识形态。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在对美国新闻界经过田野调查后发现，大多数新闻从业者相信，意识形态是故事选择与生产过程中的一大障碍；意识形态鼓吹者们有可能成为“怀有私念的的教条主义者，这样使得他们只乐于选择并报道那些可能促进自己意识形态利益的新闻故事……以至于过于僵化而且无法运用消息来源与适宜性等因素，特别是平衡原则”。一位将意识形态置于新闻议程设置的重要决策因素的新闻从业人员，可能也是一位乐于观点争论而无法将报道实施到位的工作者。意识形态的鼓吹之于新闻报道所追求的终极原则——客观性与真实性是最显形的敌人。

可是，在现实语境中，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做到摒弃，新闻工作者不可避免地对新闻事件有着先验式的意识形态认知，并且这种意识形态总是可以某种价值卷入的方式体现/隐匿在字宇行间的微观细节之中。那么如何做到意识形态的合理存在呢？甘斯认为，那些被认为是意识形态化的结论或观点若能得到证据的有力支撑，它们就能够得以保留。从实践而言，笔者认为，除了理性的态度，我们还需要科学的报道方式。

客观性与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最根本的立场；如果再细分两者的差异，笔者认为客观性比真实性更重要。真实性可能是单向的，也可能是单侧面，真实就像“罗生门”，绝对的真实几乎很难获得；而客观性却可以为受众提供多元视角和多个侧面，尽可能还原事件的本目。只有客观与真实二者缺一不可，才有可能令新闻接近新闻事实的真相。

在此，笔者想引用美国“空头”调查中国公司的案例，或可提供一些参照与启示：看他们是如何以将“客观性”与“真实性”紧密地结合，从而获得一份可以影响公司命运的调查报告的。

美国浑水调查公司（Muddy Waters Research，下称浑水）在2012年不到半年时间，“做空”在美国上市的诸多中国公司（“做空”通常是金融机构预测某上市公司行情将下跌时的一种获利操作方式：在上市公司证券价格较高时向券商借入证券之后卖出，在证券价格较低时再从市场买回证券还给券商，赚取其中的价差。其“预测”的方式即是通过对某上市公司进行深度调查并发表其调查报告，影响其股价下跌而从中获利——笔者注），如“东方纸业”、“绿诺国际”、“中国高速频道”、“多元环球水务”、“嘉汉林业”和“分众传媒”等。这些公司股价均出现大幅下跌，其中“绿诺国际”和“中国高速频道”退市，“多元环球水务”停牌。浑水及相关利益公司亦因此获益匪浅。

首先，浑水公司收集并分析上市公司各种公开资料：招股说明书、年报、临时公告、官方网站、媒体报道等，且时间跨度多年。比如在调查在美上市公司“分众传媒”时，收集了该公司在2005-2011年六年间的并购重组事件，从中摘录了并购时间、对象、金额以及并购对象的官网、业务结构等重要信息，从中提出诸多质疑。

其次，浑水特别重视关联方的调查。根据金融市场的规律，如果上市公司的利润被掏空，关联方一般是“重要推手”。关联方包括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兄弟公司等，还包括那些表面看似没有关联关系，但被实际控制辗控制的公司。浑水在查阅另一家在美上市公司“绿诺国际”的资料时，发现该公司2008年和2009年所得税率应该为15%，但实际纳税为零。经过进一步查证，发现上市公司仅为一个壳，所有资产和收入均在关联方的名下，上市公司利润仅为关联方“账面腾挪”过来，属于过账的“名义利润”，并发现实际控制人向上市公司“借”了320万美元买豪宅，属于明令禁止的“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

接下来，浑水公司会组成一个由会计师、律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员的小分队来到中国对该公司的中国总部进行实地调研，这是其取证的重要环节。调研周期往往持续数月，比如对“分众传媒”的调研时间长达半年。调研的形式有电话访谈、当面交流和实地观察——观察工厂环境、机器设备、库存，还与工人及工厂周边的居民交流，了解公司的真实运营情况，甚至躲藏在厂区外观察进出厂区的车辆运载情况，拍照取证。比如在调查“东方纸业”时，浑水发现工厂破烂不堪，机器设备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旧设备，办公环境潮湿，不符合造纸厂的生产条件，库存基本是一堆废纸……

最后，为了解公司真实经营情况，浑水还要走访该上市公司的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行业专家……尽可能将上市公司的经营现状还原为该公司与多个利益客体互动之下的立体多面体；也就是说，通过尽可能的多侧面“客观呈现”，包括各项数据、文字与图片资料、视频录音、采访素材等等，还原该上市公司的“本目”，最后公开发表这个调查报告。当公众发现这个“本目”与公司自己公布的财务信息大相径庭时，纷纷大呼上当并立马抛售手中的股票，有些公司的股价在数天后甚至跌至近零，不得不退市，同时还面临美国中小股东的集体诉讼。

做空经理的调查方法，实际上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很类似：历史文献分析、专业数据的统计分析、抽样调查、实地调查研究、甚至还有部分的田野调查……

在某种意义上讲，深度新闻的调查记者们可以向做空经理学习这些科学的方法论。如果利用这些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深度新闻的调查与采写，深度新闻应该也会像某些做空经理的调查报告一样，对那些利用虚假信息蒙骗公众股东的公司“一剑封喉”，恶劣者则被“扫地出门”。

不过，很遗憾的是，现在某些深度新闻报道既缺少理性的态度，更缺少科学方法论，例如一些医患报道、转基因报道、环境问题，要么制造错误的信息误导受众，从而人为地制造或加深社会纠纷；要么令自身陷入意识形态的争议之中，成为派系争斗的道具，或引出法律诉讼。

从信息社会到知识社会，或者这两者融合为一体，是人类社会基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变迁。丹尼尔•贝尔，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主要向我们预测了未来知识社会的种种可能状态。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与以往工业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从总体的广泛特征上说：“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 

在信息社会中，一切都似乎变得不可预知，垄断被打破，霸权被消解，“非线性”和“不确定”成为时代特征，但是，专业知识的生产与创新，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对于互联网使用者来讲，仍是不可或缺的。具备理性态度和科学方法论的深度新闻，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注：此文发表于《青年记者》2015年第3期。）